研究速递｜社会企业家担心 "影响力漂移"——来自持续和普遍需求环境的证据

编者按

影响漂移被定义为亲社会行动与持久的社会影响结果脱钩。本文对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的36名社会企业家进行了定性研究，以行为理论为基础，了解社会企业家如何平衡亲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本文发现，他们的社会影响愿望与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之间存在不匹配，这导致了对社会影响漂移的担忧。对社会影响漂移的担忧促使他们采用打破常规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影响，包括协调利益相关者的新联盟，并采用启发式方法来限制他们的关注点，让他们对自己的方法放心。

社会企业家担心 "影响力漂移"

来自持续和普遍需求环境的证据

文献来源：Alessia Argiolas, Hans Rawhouser, Alisa Sydow,Social entrepreneurs concerned about Impact Drift. Evidence from contexts of persistent and pervasive need,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Volume 39, Issue 1, 2024, 106342, ISSN 0883-9026, https://doi.org/10.1016/j.jbusvent.2023.106342.

1. 引言

在北半球，社会企业家及其利益相关者一致认为，社会企业需要为利益相关者做比传统企业更多的事情，社会企业家在平衡财务和亲社会目标方面寻求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回应来避免使命漂移。在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尽管有非政府组织和外国援助，但社会问题仍然持续存在和普遍存在，因此社会企业家面临着截然不同的利益相关者需求。在这里，社会企业似乎不仅以市场为导向的企业出现，而且作为现行援助模式的替代品。这一背景凸显了在理解社会企业如何平衡其社会和商业目标方面的差距。

本文使用扎根理论方法，分析了对肯尼亚、乌干达和卢旺达的 36 名自我认同的社会企业家的半结构化访谈，了解他们如何平衡亲社会和财务目标。研究结果表明，这些社会企业家中的许多人认为当地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与他们自己对持久变革的愿望不匹配。从行为理论出发，结果表明这些企业家并不关心使命漂移，而是担心影响漂移。

影响力漂移与使命漂移在多个方面有所不同：使命漂移是指相对注意力从社会目标转移到财务目标，而我们将影响力漂移定义为亲社会行动（手段）与持久的社会影响结果（目的）脱钩。任务偏移的担忧源于注意力平衡的不确定性，而影响偏移的担忧则源于手段与目的关系的不确定性（亲社会行动是否会带来持久的社会影响结果）。任务偏离是根据对财务目标和亲社会目标的相对关注比例来评估的，而影响偏离则是根据社会影响结果与亲社会行动的比例来评估的。使命偏离涉及对利益相关者的责任，而影响偏离则涉及利益相关者的有效性。使命偏离以历史为导向，而影响偏离则以未来为导向。最后，使命漂移的问题可以通过量化行动来解决，而影响漂移的问题则需要有明显的变化迹象。

本研究揭示了社会企业的核心区别，这些差异是由社会企业家关注点的变化所驱动的。虽然先前的研究强调了使命漂移的风险，即注意力从社会目标转移到财务目标，但我们的研究强调了影响漂移的另一种风险——亲社会行动与持久的社会成果脱节。全球的政策制定者和从业者可以通过认识到和解决他们努力中影响漂移的可能性，从我们的研究中受益。这种观点可以在他们追求有意义的社会影响时提供以前未被注意的见解。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收集

我们通过与一个社会企业家培训项目合作，选择了自我认定的社会企业家，该项目参与者包括：已创造收入、表达了明确的社会或环境影响目标、拥有创新产品或服务以及创业团队。与其他计划不同的是，该计划旨在支持具有高社会影响潜力的中小型企业，但并不引导参与者快速扩大规模或进行风险投资。数据收集工作于2019年12月开始，在卢旺达进行了为期三周的实地考察，在肯尼亚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实地考察，共进行了 19 次访谈。在这一轮访谈中，我们收集了 20 小时的录音和转录音频（访谈持续 16 到 120 分钟不等），进行了八次实地考察，并记录了有关视觉指标和总体印象的现场笔记，这些笔记（连同项目观察）为我们提供了见解，并帮助我们创建了更多编码观察结果。

为了拓宽视角，我们请其他社会企业家介绍情况，并通过网络搜索寻找更多类似的社会企业。在利用视频通信技术对另外 17 名社会企业家（其中 4 人曾完成同一项目，13 人不是项目参与者）进行的第二轮访谈中，我们特别关注企业家如何应对当地利益相关者对社会影响的更高要求。

2.2 样本特征

如表 1 所示，我们总共对 36 人进行了 40 次访谈（47 小时），进行了 8 次实地考察，收集了 900 多页文件。我们确认了我们的分析，并通过审查商业文件（如解释商业模式和愿景的演示文稿）、现场笔记和图片对访谈数据进行了三角测量（Cloutier 和 Ravasi，2021 年）。如表 2 所示，受访者跨越多个行业和地区（城市与农村），多为青年或中年人（平均年龄 = 36 岁），拥有不同数量的员工（平均员工人数 = 13 人），并且拥有年轻的社会企业（平均成立年份 = 2015 年）。

2.3 研究方法

我们的数据分析遵循 Gioia 等人（2013 年）正式确定的程序，包括三个关键步骤，旨在系统地将实地数据与现有理论概念联系起来（Giudici 等人，2018 年）。表 3 总结了两个数据收集阶段的细节，以及我们在构建模型时如何使用不同的数据来源。

第一步：开放式编码。第一作者和第二作者多次阅读记录誊本，并选择有趣的引文，以获得对数据的广泛理解，并提出数据中最突出的问题。有了大量的引文后，三位作者讨论并分享了关键主题和印象。我们确定了一阶代码，描述了企业家在平衡社会和财务目标方面的异常现象和重要决策要素。这些一阶代码贴近受访者的现象和话语。其中包括 "需要生存并创造持久的东西"、"尝试打破利益相关者依赖综合症"。第一作者还根据记录誊本中的一阶代码对现场笔记和图片进行了编码，从而为企业家的话语赋予了更多意义。这使我们能够将第二轮访谈的重点放在受访者如何克服与利益相关者的分歧，以及他们如何以不同的方式评估社会目标上。经过作者之间的多次讨论，我们对含义相似的引语进行了合并或分解，最终确定了 19 个一阶代码，以便进行下一轮分析，每个代码都有 3 个或更多的引语和其他数据，如观察结果、笔记和图片。

第二步：轴向编码。我们在数据和理论之间来回切换了几次，试图将新出现的概念与之前文献中的概念联系起来。例如，我们将一阶类别分组为二阶主题，这些主题代表了与行为理论（如利益相关者的期望）和社会价值（如社会绩效评估、使命漂移）之间的差异和联系。作者确定的二阶主题包括 "以援助为重点的利益相关者的期望 "和 "人类账户启发式 "等概念。作者们达成共识后，将二阶主题合并为三个综合维度。根据对记录誊本的补充阅读、文献综述、讨论和随后的审稿人意见所引发的相互关联的变化，共同作者对整体编码结构进行了反复修改和调整。数据结构如图 1 所示。

第三步：建立基础模型。我们对数据进行了多轮讨论，其中包括理论基础与经验材料之间的持续互动。最终，我们对创业者如何平衡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以应对他们所处环境中的影响力漂移问题（我们称之为 "影响力驱动法"）形成了共同的解释。之后，我们集中精力理清我们的综合维度之间的关系，以建立一个基础过程模型来说明我们的见解。我们请几位受访者根据我们最终的编码结构对他们的话的解释进行审查，以验证我们的见解是否 "可信"。

3. 研究结果

在图 2 中，我们勾勒了在普遍和持续需求的背景下，平衡亲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的迭代行为过程。我们访谈过的一些企业家担心使命偏离，并遵循了与现有理论一致的流程，即他们寻求让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这就需要管理亲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之间的紧张关系，并利用测量和评估工具。

这项研究的一个主要贡献是发展了影响漂移的概念，它与使命漂移不同。为了更全面地解释这一概念，我们首先确定了任务漂移和影响漂移之间的五个主要差异要素：影响决策过程的最相关的不确定性类型、评估标准、时间取向、绩效不足、用于评估的指标选择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优先级。然后，我们解释了不同的目标设定和绩效评估过程如何对有关企业发展和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战略决策产生不同的影响。表 4 总结了这些要素。

3.1 不确定性类型

不确定性是对创业行为理解的基础，创业者面临着各种类型的不确定性。对使命漂移和影响漂移的担忧都源于不确定性，但与两者最相关的不确定性是不同的。关注使命漂移的社会企业家和利益相关者面临着与社会或财务目标相关的活动平衡方面的不确定性。社会企业家在评估其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的平衡时，面临着不确定性，因为他们无法知道所有可能的社会活动或财务活动组合，以实现平衡。此外，创业者也无法知道现有的和潜在的利益相关者会如何看待他们的活动平衡，而这些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人们对活动是否亲社会的看法。

与此相反，关注影响力漂移的企业家主要关注的是对某些亲社会活动是否会带来具体和持久的社会影响结果的怀疑。这是一种对手段-目的关系的不确定性。不确定性给创业者带来了各种疑虑，他们通过行动来解决这些疑虑。那些关注社会影响漂移的人可能有强烈的社会影响愿望，但仍然严重怀疑普遍接受的亲社会活动是否有效，或他们是否能准确衡量这些行动与社会影响之间的联系。社会影响活动与结果之间潜在的路径组合数量不可知，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与那些关注社会影响漂移的人最为相关。启发式方法（亲社会动力启发式方法和人类账户启发式方法）旨在将行动范围缩小到影响最有说服力（例如，可见和持久）的行动上，是应对这种不同类型的不确定性的一种工具。这种方法与社会创业研究中的隐含假设相冲突，即亲社会活动会产生社会影响或创造社会价值。考虑这类不确定性可能会促使未来的研究人员考虑将创业者贴上社会创业者标签的标准（无论是根据动机、活动还是结果）。

3.2  漂移评估标准 

评估绩效是行为理论的基本基础。我们的研究有助于更好地理解与社会影响衡量相关的文献中提到的一些概念上的不一致。特别是，一些声称要衡量社会影响的人评估的是亲社会活动，另一些人评估的是亲社会结果，甚至还有人将两者混为一谈。我们以行为为基础的模型使问题更加清晰。任务偏离是根据组织对社会和财务目标的相对关注度进行评估的。注意力是行为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它决定了哪些信息会引起决策者的反应，并促使组织做出改变。因此，评估使命漂移的相关标准是对社会目标的相对注意力下降，这是一种目标间的注意力转移。正如在其他行为研究环境中一样，对有价值目标的相对注意力的任何损失都会被负面解读，从而引发额外的搜索，使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恢复到最初的注意力平衡状态。相对注意力可以用比例或百分比来量化。举例来说，如果一家企业决定通过社会活动将其整体注意力的 50%用于亲社会目标，那么注意力的任何减少（例如减少到整体注意力的 49%）都会被解释为任务偏离。

与此相反，影响漂移是根据与社会企业的亲社会行动相关的预期亲社会成果的规模和持久性来评估的。与社会企业的亲社会行动相关的亲社会成果的预计规模或持续时间的任何减少都被视为应避免的损失，并被规范地解释为负面影响。因此，成果与亲社会行动的比率是一个指标。举例来说，一个寻求明显减少环境污染的社会企业，可以根据收集到的垃圾的明显证据（如磅数或大小）来评估这一目标。如果该企业按原计划保持或扩大了收集垃圾的规模，并采取了同样水平的亲社会行动，那么企业家就不会认为其企业出现了影响漂移，而与他们取得的财务成功无关。事实上，当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被假定为一致时（正如那些采用影响驱动法的企业所努力实现的那样），财务增长（如销售量、客户数量的增长）通常被视为社会影响成果与社会行动比率自我强化增长的证据。

3.3 关注利益相关者 

我们为实现组织与利益相关者的契合提供了另一条途径，即改变、推迟和选择利益相关者的期望。这些利益相关者联盟协调过程对规范性利益相关者理论提出了挑战，而这种理论蕴含在常见的使命偏移概念中。关于使命漂移的现有研究假定，组织对所有相关利益相关者都负有责任。未能让现有利益相关者参与进来就是使命漂移的一种表现。因此，与营利公司参照组相比，社会企业对利益相关者负有更大的责任。这种对利益相关者的关注在社会企业中的具体表现包括促进联合和协作治理以及对利益相关者的有力包容。在社会企业家 "温和地偏离规范，挑战和改变制度"（第 21 页）的情况下，研究人员指出，社会企业家需要 "考虑社区的社会价值，并使其组织目标与社区需求相一致，以获得社区的参与"。同样，社会企业可以将利益相关者的需求作为衡量其责任程度的指标，从而将 "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人 "或 "衡量公认标准所衡量的东西 "作为简单的决策规则，以避免失去平衡。因此，将重点从最需要帮助的人身上转移开来往往被视为使命漂移的表现。

我们的影响力驱动型企业家显然对这种规范性观点提出了质疑；他们公开改变或推迟利益相关者的直接要求，以追求他们所认为的长期社会影响力。我们的研究阐明了一系列不同的利益相关者互动关系，在这些互动关系中，社会企业家们采取了更有力、更紧迫的行动，只与那些他们认为会增加长期创造最大社会影响的可能性的利益相关者保持一致。自相矛盾的是，这种方法是将非政府组织作为参照群体的结果。但是，他们并不寻求比非政府组织更加亲社会，而是通过改变、推迟或选择他们认为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利益攸关方，寻求比非政府组织更加有效。这种方法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开展他们认为 "最有帮助 "的活动，或他们认为 "最有能 力 "的利益攸关方，即使其他人可能不承认这些努力的亲社会性。

3.4 时间维度

在参照点和绩效评估的行为基础中，时间是一个重要的维度。任务漂移是根据对社会目标关注程度的维持情况进行评估的，因此是以面向过去的参考点为基础的。与此相反，影响漂移是根据对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实现的总体社会影响的预期来评估的，因此是以面向未来的参照点为基础的。虽然研究人员和从业人员在社会领域使用了金融术语和逻辑，如 "社会投资回报率"，但在处理社会目标和财务目标之间的平衡时，还没有很好地建立起处理时间安排的行为基础。

社会企业家关注社会影响的漂移，注重预期的社会影响结果，对未来社会影响的 "贴现 "率较低，或者说对未来社会影响的重视程度类似于对眼前社会影响的重视程度。研究人员已在金融、健康和消费决策等多种背景下证明，时间折现对行为决策具有重要影响。社会影响时间贴现程度较低的后果之一是，企业家愿意接受暂时不平衡的目标。未来的研究可以更好地解释时间折扣在社会影响中的其他后果。

3.5 测量范例

先前的研究强调了社会绩效的衡量通常是不确定和可塑的。社会部门在评估和理解社会绩效时越来越多地转向量化衡量。对社会影响进行量化衡量可以带来一些好处，但对于那些担心使命漂移的人来说，这也可以被解释为对不确定性的一种行为反应，因为 "相信数字 "的衡量方法可以表明对社会目标的相对关注并没有减少。

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框架，以理解企业家为何会摒弃标准衡量方法，并为亟需开展的工 作奠定基础，以更好地理解评估社会企业目标的不同方法。关注社会影响漂移的企业家怀疑是否有能力准确地联系或衡量亲社会行动与社会影响之间的联系，他们通常对建立社会影响和社会绩效指标的既定方法信心不足，尤其是那些在本地环境之外建立的方法。社会企业家们寻求有意义的衡量方法，以帮助理解这个世界。启发式，如社会动力启发式，可以帮助社会企业家解决他们的疑虑，将他们的注意力限制在具有 "表面有效性 "的观察上，如看到利益相关者生活的明显改善，以及巨大到变革性的变化。同样，人类账户启发式方法与其他类型的会计工具类似，都是记录可见的状态或活动，并框定对这一现实的理解。人类账户启发式方法不太注重测量，而更注重确定哪些观察结果是有意义的。换句话说，关注影响漂移的社会企业家关注的是 "什么 "可以算作社会绩效，而不是 "多少 "可以算作社会绩效。

4. 结论与局限

4.1 结论

社会企业家非常关心他们的行动是否会在普遍和持久的需求背景下产生持久的影响，因为他们担心影响漂移，所以他们遵循影响驱动的社会企业方法。他们依靠启发式来将注意力限制在那些能保持社交势头的活动上，并让他们确信，他们的工作将产生持久的影响。在协调利益一致的利益相关者的新联盟时，他们必须把一些利益相关者抛在后面。在全球北方，这种对社会企业的强硬态度可能显得不够亲社会，但在过去，使命驱动的方法似乎失败了，这是社会企业家寻求真正持久变革的现实道路。

4.2 局限

本文的研究有局限性。本文的样本不是在具有挑战性的制度背景下运作的所有社会企业家的随机样本。这是一项对社会企业家观察的溯因性研究，其中许多人(36人中有20人)参加了创业培训计划。创业培训和加速器项目在全世界越来越普遍，甚至在南半球也是如此。因此，它们成为当地环境中越来越普遍的一部分。然而，本文认为此发现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培训计划的影响驱动的，原因有几个。首先，本文的抽样策略包括许多(36人中有17人)没有参加过这个项目，只有两个人完成了整个项目。正文和附录中的大部分引用来自那些没有参与项目的人，这证明项目参与并不是采用影响驱动方法的重要驱动因素。该计划确实讨论了增长，它不像其他加速器那样强调风险资本投资，但大多数人在进入该计划时已经对业务增长的必要性有了明确的看法。该计划涵盖了与创业有关的各种主题，可能会影响企业家的思维和实践。然而，我们注意到，关于社会影响(培训的一个主题)，企业家们并没有欣然接受项目内容。本文采访的大多数人在项目开始之前就关心社会影响，但忽略、丢弃或质疑项目对社会影响测量的教导，例如:利益相关者包容的过程和技术、定量和定性数据收集方法和工具、影响指标和培训过程中提供的标准措施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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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车易昕 | 审核：张宇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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